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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人以土地之法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

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目听。周制交通水利，亦以土地分配、民众组织为根据。

而国家法令，亦不能不干涉及于细微。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故中华法系，不似混化法系与新兴法系，各含有他种法系之血液，或寄生他种法系之中而始终独立的纯洁的支持其生命。日本学者指此制为我国之陪审制度。(注)遂、沟、浍、洫皆所以通水于川也。

遂人以土地之法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讼成付诸士师，择日行刑，如欲赦免之，则王亲与会议。汉文帝时即废除肉刑,当黥者城旦舂(城旦是旦里守城,夜里做城,舂是舂米),当劓者笞三百,当刖左右趾者笞五百。

怪不得外国的法律学者,说中国法系的刑罚是非常繁重的。一切的社会现象都可以作道德评价的对象,同时并可以作法律评价的对象的;并不是社会现象中,一部分是道德评价的对象,另一部分是法律评价的对象的。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三代的时候有割耳,割鼻,断足等刑罚;汉初,肉刑有三:黥刑,劓刑,刖左右足。

照这个根本原则,必然的是要走到社会防卫主义这一条路的,监狱是非变做一种感化院不可的。除了五刑之外,还有对于窃盗的黥刑。

滂特说法律哲学思想的勃兴也是一种法律和道德的接合。周穆王的时候,墨刑、劓刑各一千,刖刑五百,宫刑三百。并且一切的诉讼事件的败诉人,都可以施以刑罚的。《尚书·吕刑》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唯作五虐之刑曰法，我们若以为《尚书》是一种可信的记载,那末,在尧舜以前,中国就已经有了五刑了:墨、劓、则、宫、辟。

道德是社会生活上人格者的共同意欲之内面统一关系的规律,法律是社会生活上人的或集团的意欲之外部支配关系的规律,道德是意欲之内面的统一,法律是意欲之外面的统一。又如热审的规定:因为中国的刑是以秋天执行做原则,不忍把轻罪的人在热夏的天气,拘系于牢狱中。但是笔者以为:在中国的刑罚史上我们可以发见刑罚思想变迁的各个阶段。法典为打开公平性这一条路起见,必然的要变更。

中国法系,是早具有目的思想的,法字古作 灋字;《说文》载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从廌那无非是古代没有科学的调查证据方法,用神兽折狱的一种表示;从水,那就是告诉我们以法律目的的所在了。在中国法系的法律中,没有道德价值的规定很少。

笞刑自十下至五十下分做五等,杖刑自六十下至一百下分做五等,徒刑自一年至三年分做五等,流刑自千里至三千里分做三等,死刑有绞和斩二种。一种是中国法系的法律的支配范围和道德的支配范围一样。

 (原载《社会科学论丛》第1卷第4期[1929年],第32-46页) [[1]] 穆罕默德法系现通称为伊斯兰法系;寺院法系通称为教会法系。汉的刑罚有夷三族,腰斩,磔(杀后,张尸于市),弃市(杀于市),宫刑,刖右趾(刖右足),刖左趾(刖左足),劓,黥,断舌,髡钳(去其发,以铁束颈)，完(去发)。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法系的刑罚是由繁而简,由重而轻的。现在世界上最有力的法系,谁都晓得是欧大陆法系和英米法系。那末,奄奄一息的中国法系呢，也和埃及、巴比伦、希腊等古文明国的法系同一运命吗?埃及法系、巴比伦法系和希腊法系都已经消灭很早了。刑罚的繁重是古代法律的共通的现象,不独中国法系为然。

一世界上法系很多,列举之有十五种:埃及法系、巴比伦法系、中国法系、犹太法系、印度法系、希腊法系、罗马法系、日耳曼法系、克尔特(Celtic)法系、斯拉夫法系、穆罕默德法系、寺院法系、海法系、欧大陆法系和英米法系。汉魏有孕妇缓刑的规定,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

明清的刑律,除对于徒刑和流刑，有了杖的附加刑以外,其余和唐律完全一样。[[1]]其中，埃及法系、巴比伦法系、犹太法系、希腊法系、克尔特法系和寺院法系已经消灭了,学者称为死法系;罗马法系、日耳曼法系和海法系,现在已经失去它纯粹的形态,做一种混血儿,存在欧大陆法系和英米法系中。

这个时期是法律和道德的接合。中国道德思想虽以封建的社会生活做背景的,我们是不能够接受的,什么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法律思想和旧律上八议制度,我们是要推翻的。

英米法系,是日耳曼法系和衡平法的合成物,经过罗马法系多少的同化说服教育第一,而不是依靠权威或压制。在中国，遵守习惯规定的礼代替了对法的遵守。于是连最激进的人士似乎也希望重新宣扬儒家的学说。

作为基础的最根本的思想与任何宗教的教义都无关系。[[9]]要了解在我们称之为私法或民法的领域内传统的中国实际遵循的准则，必须撇开法律而只考虑习惯。

争端应该加以消除,而不是判决或仲裁。若讼者得利则争端必倍加。

还有一句俗话是:赢了官司赔了钱。478.天理与和谐 中国传统所特有的关于社会秩序的概念在十九世纪之前一直独立地发展着，不受外来影响。

是不是偶然也有打官司的呢?有的。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官员的态度。—译者)仍是现行法，但在香港则从未实施,因为英国在1843年并吞了该岛(香港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只是在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远渡重洋,用炮舰夺走了香港岛,此后又用炮舰夺去九龙司，强行租借新界。但在很多案件中，中国法官甚至会继续按照儒家准则判案而不是实施成文的法规条例:他们拒绝驱逐房客,因为后者无任何过失而穷苦无告,而房东却富有并不需要房子;他们准许债务人延期偿还,如果后者一无所有而债权人却是富翁。

这种短暂的官方态度不曾发生多大 影响，直至本世纪为止，儒家思想一直占支配地位而法并未引起中国人的关注，他们通过其他途径寻求实现公正的办法。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的最引人注目的时期是战国时代。

按照大家所受的教育,各方都理所当然地准备在自己的错误、疏忽或蠢事中寻找纠纷的原因,而不是归咎于对方的恶意或无能力;因此恢复和谐往往并不困难。[[11]]当事人如果想在私法方面取得国家的干预,就必须控告对方有犯罪行为;但即使在这种情况,当事人的这种做法一般也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若当事人进行控告而提不出证据,他自己就要招致严厉的惩处。

尽管如此，当权者应防止专断;权力的运用也要合乎礼,并应受道义的约束而变得比较温和。[[1]]天地都听命于不变的规律，人则是自己行为的主宰;世界的安定与否取决于人的行为。